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淝水之戰是歷史上以少勝多著名戰例，草木皆兵、風聲鶴唳等成語均典出于此。
張騫出使西域圖（莫高窟第323窟）
（資料圖片）
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強調，要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
中國傳統文化如何闡釋化危為機的智慧？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為何能歷經磨難坎坷而一次次化危為機？這一智慧對當今有何啟示？本報就此對話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學斌。
危機最早應作危幾
記者：詞語“危機”中，“危”意味著危險，而“機”則讓人想到機會，這兩個字看似意義相對，卻被組合在一起，體現出一種辯證的思維。請您為我們闡釋一下危機這個詞語的演變。
王學斌：我認為“危機”的重點在“機”字上，但這里“機”字不是表機遇、機會，它是“幾”的通假字。危機最早寫作“危幾”，“危”字從古至今意義沒有太大變化，就是危險、危難，而“幾”字可以通過《周易·系辭下》中一段話來理解：“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意思是說真正具有格局和見識的人，會在事情萌發階段就預知和判斷，作出正確的應對。從“動之微”可看出，“幾”表示很渺小、不易察覺的苗頭和趨勢。所以危幾一詞最早是指禍患或災難在萌芽狀態。后來幾與機通假，危幾寫作危機，機又有表機會、機遇的義項，危機一詞在使用中就出現了辯證的意味。這種詞匯內涵的變遷與豐富無疑提示我們危與機總是并存的，要善于在危中尋機。
危幾一詞對我們當今的啟發，就是要有居安思危、見微知著、主動應對的憂患意識。要化危為機，很重要的是要把問題化解在萌芽之時、成災之前，務必保持戰戰兢兢，時刻清醒的狀態。
當然，危機一詞最早雖然沒有辯證之意，但危中尋機的理念很早就有了。西漢政論家賈誼《新書·銅布》中說：“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唐代韓云卿《平蠻頌序》中有:“化險阻為夷途。”包括我們熟悉的《老子》中“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些古語均體現了化危為機的理念。此外，諸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等古詩詞，都是對化危為機的詩化表達。
危機出現于生死一線時，亦存在于治平無事中
記者：在中國歷史中，有哪些人物或故事體現了化危為機的智慧？
王學斌：遍數古往今來的無數史實，能體現化危為機智慧的歷史故事非常多，如果依照不同類型來舉例，我擬從大戰略、大戰役、大變革三個角度剖析三個極具典型性的歷史事件。
所謂大戰略，就是在一個發展階段內對治國理政方略進行較大的轉變，這里不妨以漢武帝為例。在漢武帝即位之前，漢朝經歷了文景之治，在他執政初期，看似是承接了一個治世，但其實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包括邊疆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潛在的危機。例如，政治上，郡縣與分封諸侯國并行的體制使得整個國家權力不集中；思想文化上，漢初一直奉行黃老“無為”政策，朝廷上下思想不統一……而各種隱患之中，匈奴導致的邊疆危機最為嚴重緊迫。即位后，漢武帝采取了頒布推恩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鹽鐵官營等策略鞏固國內統治，在此基礎上通過任用優秀將領、擴大軍費投入等方式，以巨大代價、用長達四十四年的時間徹底解決了匈奴問題。這一化解治理危機的過程，也是漢朝走向強盛的重要時期。
當然，這一系列舉措帶來的不僅是漢朝國內疆土的穩固，漢武帝開始經營西域，打通絲綢之路。無論是反擊匈奴或是經營西域，我認為都是很大的視野和格局，在解決國內危機的過程中開辟了偉大的新機，為整個中亞乃至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都提供了橋梁，甚至可以說為人類文明的交流融合開創了一個難得的時代。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要善于發現危中之機，很多歷史進步正是在排除萬難中取得的。無論是先進的制度、高效的治理，還是充滿活力的經濟、強大的軍事實力，都是從解決現實問題、應對潛在危機中產生的，危與機猶如硬幣兩面，并非決然對立，恰恰是相反相成。
第二個角度是大戰役，指在生死一線的情況下轉危為安，淝水之戰便極富代表性。這是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例，有八十萬軍力的前秦出兵僅有八萬軍力的東晉，幾乎沒有贏面的東晉最終為什么能化弱為強？可從兩方面來分析原因。
先看東晉，首先是做到了臨危不亂，堅決抗戰；其次上下同欲，主將有能，將士同心；三是知己知彼，對整個戰局和敵我實力有清晰的把握；四是戰術得當，不急于求成且隨機應變。再看前秦，它恰與東晉相反，可謂是“化機為危”，其問題在于驕傲自大、內部不團結，沒有戰略思維，戰線拉得太長卻心態著急，以致忽略了隱患，越想畢其功于一役卻越是功虧一簣。這啟示我們，不是只有弱者才需要面對危機，無論是處于低谷或是很好的勢頭，都會存在危機。機會之中也常潛藏著危險：大好時機會讓人麻木、失去警覺，使良機潛化為危機，必須時刻保持清醒和憂患。而身處危險中的群體，首要之務即始終保持團結一心，畢竟堡壘的潰滅往往是始于成員心態的崩潰、團隊的離析。
第三個角度是大改革，以張居正改革為例。當時明朝面臨的危機與漢武帝、東晉所面對的是不同的，它源于明朝自身承平已久而日漸積累的問題，張居正用五大積弊來概括：“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可謂政治腐敗、邊防松弛、民窮財竭，大廈即將傾倒。此時應對危機之法，更像是一場自我革命：政治上行考成法，軍事上整飭邊疆“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經濟上推行一條鞭法，整頓賦役制度、扭轉財政危機，等等。
經過這次改革，從根本上整頓了吏治，強化了中央集權，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使得十分腐敗的明朝政治有了轉機。所以我想危機之“機”還體現在，常態下發動變革、推動轉型阻力巨大，想解決本該解決的問題也缺乏動力，危機降臨沒有退路，借力危機開路，自我革命，革故鼎新，反而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實現鳳凰涅槃。因此化危為機的過程，必定伴隨著極其艱難的壯士斷腕、挖瘡割癰的劇痛，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與堅韌的變革毅力。
自強不息、改革創新、求真務實幫助中華民族一次次化危為機
記者：是怎樣的精神品質能讓中華民族一次次在磨難坎坷中化危為機？
王學斌：歷史上我們能夠一次次化危為機，具體的理念方法有很多。比如首先是知勢，古人強調“察勢者明，趨勢者智，馭勢者獨步天下”，無論是在強盛、承平已久或是危急關頭，都要把握形勢，清醒務實；還有辯證，“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要被眼前的危所嚇倒，要善于發現幾微之處的希望；同時求變也很重要，“窮則變、變則通”，要順勢而為、乘勢而上、借勢而變。
從更深層次看，在逆境中奮發、在危機中尋求生機，是中華民族能夠五千年歷經坎坷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這背后是由中華民族的精神品質提供著強大支撐。我認為主要可以從以下三點來理解：
首先是自強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中國數千年來的傳世格言。歷史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不屈的民族、不服輸的民族，永不言敗的精神和品質深深地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里。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多少次被西方國家圍堵、封鎖，正如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所說：“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越是圍堵、封鎖，越是能激發我們走出一條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道路，爆發出前所未有的創新潛力和超越能量，取得巨大成就。
其次是改革創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中國傳統文化是通變的文化，是富有彈性和張力的文化。窮則思變、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這是中國先哲對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深刻總結。回望歷史可以看到，變革常常迸發于歷史的關鍵節點，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力量。當然，我們的變革與創新不是對過去的否定，而是穩中求變，是在傳承基礎上的革新。這種穩中求新求變的意識就是我們應對危機時強大的生命力。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求真務實。可從兩方面看，首先是求真。面臨巨大而繁難的危機，任何人心中不免會產生畏難情緒，甚至因為不愿直面而有意無意去回避問題，導致危險不斷惡化，危上加危，終致不可收拾，這顯然違背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所以敢于正視難題而不畏縮，這就邁出了化解危機的第一步。其次是務實。克服危機，絕不是孤注一擲、不計代價，而是對自身的優勢劣勢進行系統深入的盤點，拿出一套富有可操作性且能保住基本盤的方案。化危為機，最終目的是要求發展、上臺階，而不是擦桌子、重新來。因此務實精神可謂化解危機的“穩壓器”。
善于從歷史文化傳統中汲取解決當代問題的智慧
記者：中華傳統文化中化危為機的智慧，對我們應對當前疫情及復雜國際環境等因素帶來的考驗與挑戰，有哪些啟示？
王學斌：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防控能力，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以堅定信心、勇氣和智慧來化危為機，是新時代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內在要求。而傳統文化在這一過程中給我們的啟發就在于，我們應當注意培養戰略、歷史、辯證、創新、底線等多種思維。
戰略思維能幫助我們高瞻遠矚、統攬全局，把握事物發展的總體趨勢和方向，以長遠眼光和全局視角對可能出現的危機進行預判；辯證思維能幫助我們抓住關鍵、找準重點，及時在危中尋找到機，從而處變不驚、堅定信心；創新思維能幫助我們科學應變、開拓創新，打開工作的新局面；底線思維能幫助我們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之時，同時讓我們得以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
這些都是歷史文化給我們的啟發，從我剛剛列舉的幾個歷史案例中可以得到印證。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具備歷史思維，面對一些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還是要往回看，從歷史文化中汲取解決當代問題的智慧。擁有高明的歷史見識和敏銳的歷史意識，我們在日常處理各種急難險重問題時，才能夠真正做到“臨危不亂，見機行事”。以史資政，永不過時。
大家談
周代是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核心時期，周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然而，周朝建立與周文化的提出，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實在是在危機中發生的新機、變局中開出的新局。
約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周作為商部落起于今陜西岐山東北。然而，從古公亶父、季歷到姬昌，雖有志于心，卻一直隱忍。公元前1044年，牧野一戰，流血漂杵，周武王最終完成翦商大業。“殷商之變”是中國思想史上歷朝歷代討論不歇的命題，就是因為在中華民族發展的長河中，危機與變局時常存在。外族的侵擾，內部各種自然災害，以及種種人禍，從古至今幾乎沒有斷絕過。思想史家徐復觀將“殷商之變”中周武王的精神，歸結為憂患精神，認為自周代起，人們在行動時，開始會認真、謹慎地估量形勢，在做事前，先在心理和計劃上有個準備，從此脫離了周以前往往以鬼神之意為己意的時代。徐復觀認為，憂患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內容：在變局中蟄伏，時時錘煉自己，為即將到來的新局做準備；在危機中不屈，不去怨天尤人，時時注目新機的出現。
——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耿波
談起化危為機，我想到了紅軍長征，可謂是從一次次近乎毀滅的打擊中轉危為安。長征途中，紅軍面臨著兇惡殘暴的追兵阻敵，面臨著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還面臨著同黨內錯誤思想的激烈斗爭，中國革命面臨著方向和道路的抉擇。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到了危急關頭，中國革命到了危急關頭。遵義會議之所以成為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就在于這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自己重大問題的開始。雖然不可能在這一次會議上解決所有問題，但會議前后黨的指導思想由教條主義占主導逐漸變為實事求是占主導，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正確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訓中摸索出來的。錯誤路線導致紅軍被迫長征，而長征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督學、教授 洪向華
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新中國在政治上不承認，外交上孤立，經濟和技術上封鎖，妄圖以此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中國當時面臨重重困境的嚴峻程度遠超任何一個國家與地區。然而，西方國家始料未及的是，封鎖和困境反而激發起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發奮圖強、奮勇向前的精神。中國人民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設道路，初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從根本上解決工業化中“從無到有”的問題的同時，全國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明顯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抗美援朝戰爭以及隨后召開的日內瓦國際會議和萬隆會議，極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1971年新中國在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下，排除美國的干預、阻撓，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此，中國在聯合國始終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事實勝于雄辯，中國人民自強不息、永不言敗的精神，是我們應對危機的最大法寶。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劉德中
